老子若是活到今天，肯定向出版社要求付版税，而绝不要稿酬。一部《道德经》，统共才有五千个字，拿稿酬还达不到它的成本价，岂不太吃亏了。即便如此，他拿的钱也终归有限。
可反过来说，一部《道德经》又“养活”了多少人。两千多年间，靠它吃饭、出名或混世的，无论是射利之徒还是名人学者，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何止千百。老子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的是我的感想。
现今文人们作书的质量能不能追上《道德经》不好说，可在数量上足以叫老子汗颜乃至落泪。出名的文人，动辄数十部著作，一两千万字平常，四五百万字稀松，一百来万就有点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若只有几十万字，那简直羞于启齿了。而老子，五百字一张的稿纸，拢共才码出十张，真正无能。
要声明的是，我无意说出的书多就一定不好。出书又多又好者，也是大有人在。我担心的只是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越来越凌厉的浮躁之气，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，即贪大求多，一个人出书的字数越多，书的块头儿越大，似乎这个人的分量也越重。过去奉承某人称为著作等身，现在似应改为著作等重，人随着书的吨数而庞然，不知哪一天要轰然倒地。
由此联想到，在生活中，国人也往往过分重视生活物品的数量而忽略生活本身的质量。其实，物质的数量是为了充实生活的质量，并非越多越好。同样，琳琅满目的著作，可以带来钱财，却未必受人崇拜，凭一首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而天下闻名的张继，就是从质量上抗住了流年的淘汰。
然而，即使有了共识，在今天想改变这个状况还是很难的。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评职称。一到这个关口，每位参评者必要列出成果若干，内含专著多少多少本，论文多少多少篇，最好有长长的成果一览表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如此或许才有希望产生从量到质的飞跃，即评上了某某级别的职称，由这一质的变化，又演变为另一轮量的增加，即房子从一间、两间而三间、四间，厨房厕所由一样一个而变为两个小厕所一个大厨房……，所以，也许很多人都信奉“一本书主义”，可现实的环境不允许它生存，而我们又离不开身处的环境。
既然如此，我的想法是，只要不是粗制滥造，误人子弟，字数多就多去。只是媒介上不要炒作加误导，使广大读者误认为知名度会随着字数的攀升而攀升。同时，除去少部分名实相符的学者作家，对大多数笔耕的文人来说，当听到别人或媒介上夸自己是“多产作家”、“著作甚丰”、“著述等身”时，心里要明白并非如此。
